十、
第二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天,我们睡到中午,然后一起到国家大学的学生饭堂吃午饭。夏晶晶说要介绍我们认识一个在当地做生意的中国朋友。
我们没等多久她的朋友就来了,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,头发乱蓬蓬,衣服邋邋遢遢,牙齿上的烟垢清晰得让你误以为是没吃干净的巧克力。在我搞清楚他不是摇滚乐手后,几乎丧失了与他交谈的冲动。我这可不是以貌取人,但懒散的放任和激昂的纵情是两回事,我尤其不能接受没有美感的放纵。更要命的是,他眼角还有两道很深的笑纹,当我估计他是在笑的时候,其实他既没张口,也不发声,只是眯起眼,嘴角上翘,就像面对的不是活生生的人,而是属于他且使他满意的货物一般。他在我们面前侃侃而谈了约莫大半个世纪,踊跃地就越南当地政治、人文、市场环境等发表了自己独到的见解,同时慷慨地把自己的营商经验与我们分享。原来他曾打算在河内国家大学附近占一块空地做烧烤摊,但因含糊其辞的原因没做成。他认为,中国人到越南赚当地人的钱是极困难的,除非有大投入,假如我们拿五十万出来,他一定能使我们满载而归、衣锦还乡。我听后差点没把嘴里的饭喷出来,他也太单纯了吧?就一盘投资几千块的烧烤摊生意他都没做成,却让我们拿五十万出来和他合作,难道他以为自己是韩信托世,专干大事的料子?可他甚至连越南话都不会说!我们就这样和这个办事不靠谱却极健谈的年轻人聊到日薄西山,直到他走后,我们才从夏晶晶口里得知她是在校外的网吧认识这个人的,夏晶晶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,只知道他是北海人,在国家大学附近出没了两三个月,有一段时间曾在附近一家越南人开的烧烤摊打过杂工。我们没有责备夏晶晶,趁着天没黑全,拉着她又去了河内的大学村逛。
在我的印象里,所谓大学村就是几家或十几家大学一起到城郊开分店,然后成群结队的网吧、小电影厅和食店像寄生虫一样密密麻麻地分布在周围,以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为己任和立根之本。但河内的大学村刷新了我的知识面,这里甚至连教学楼都看不到,只有两三栋疑似校舍的低层宿舍楼被一堵两米高的灰墙围在里面,茂密林立的个体户自然连影也见不到,并且倘若你嗓门够大,站在“村”当中大吼一声,可确保每个角落都能清楚听到。
晚上回到住处,我沮丧地记起这又是房子租期的最后一晚,明早要不就续房租,要不就卷铺盖。其实我早就想卷铺盖了——我很惊讶自己竟在这个发展程度相当于《童话大王》每月卖过百万册时的中国的国家呆了六日五夜。我想走了,离越南越远越好。当我和小开交流到这个观点时,他或许心有不甘,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投资方案,例如开烧鹅店、开烧饼店、开时装店、开游戏机厅、倒卖水货手机或随身听等等。三个小时后,我们还是决定离开越南——他发起的讨论仅仅对我们下定决心离开作出了时间上的微调。
当我们决意要走后,尴尬地发现内心竟感到如释重负。老实说,这天的晚饭是我们到越南后吃得最酣畅淋漓的一顿。随后,我们狠狠地睡了一个好觉,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我们才悠悠醒来,然后通知夏晶晶马上走。她帮我们打电话约车,但这时已错过了时间,最早一趟车也要到下午三点。后来我们坐着车晃悠了三个多小时,又把过友谊关的时间错过了。晚上七点,我们折回谅山住了一晚旅馆,第二天早上才从友谊关过境。
我们不想回家,准备先坐火车到南宁再作打算,从友谊关回凭祥火车站有几公里路,我们上了路边的一辆私营轿车,司机要二十块钱。路上,我们和司机聊天说道,这短短一段路就收二十块钱,太暴利了。司机挖心掏肺地辩解说这个价钱已最厚道,因为我们是中国人,他不会多要钱。他又说,真正暴利的是载越南人,前几天他有一趟载五个不懂说中文的越南人到凭祥还收了两百块。小开和夏晶晶听了连声称快,尤其是夏晶晶,直抱怨在越南留学时被当地人坑过不少钱,司机此举不啻惩恶扬善、锄强扶弱、劫富济贫,并鼓励司机以后一直这样干。小开也乱七八糟发表了些评论,意思似乎司机的做法利于中国实现对外经济顺差。我对车里的话题提不起任何兴致,孤独无助地任由窗外景致不断被遗失在身后。可当我们下车时,我还是挤出了最多的笑容向司机表达自己的谢意,就仿佛他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一般。我对自己的虚情假意厌倦透了。
后来我们去了南宁,并留在那里经营一些小本生意,而夏晶晶又回了越南,在一家台资公司谋了份翻译工作。关于我和越南间交集的事,我已经再没有什么好说。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再重游故地,老实说,最起码现在的我对此并不期待。
[完] |